汤也觉得无滋无味。”

“因为相公的心思不在汤上。”杨尧道，“回乡了便不必想那些。”

下河村中近日有一幅奇景——自村中走出的状元郎不写文章了，反而整日在田间地头，问农时，问如何伺候叶子，他那股劲头倒好似要当种地的状元一般。

和村里人请教时，柳贺也一点没有状元郎的架子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便都愿意教他，反将他身份忘得一干二净。

柳贺任亲民官时也读过不少农书，此时虽有致力于农事的官员，可成书者少，更缺少系统性讲农业种植的书，眼下徐光启只是个十多岁的少年郎，距离他写下《农政全书》还有许多年，而其余农书，如《汜胜之书》、《陈旉农书》、《齐民要术》等，除了元代王祯的《农书》外，其余距今都太过久远。

柳贺便想着，待《育言报》发行一段时间，便要将报中所载的农事、水利、医药、番文”各方面的经验集结成书。

他少时读书便觉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如今万卷书恐怕已读得差不多了，行万里路的境界他却仍未达到。

回乡之后他也享受到张居正的特殊待遇——一期《育言报》发售，便会快马送至镇江，交到柳贺手上。

柳贺觉得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可潘晟却觉得，《育言报》虽被放给了张元忭等人，但这报纸毕竟是柳贺的心血，还需他多加审核、关注。

柳贺自己上手翻了田，又将镇江府中所藏的农书读过，再听取老农的意见，于农事上见解渐渐深厚了起来。

甘薯是他极力推广，其余如玉麦、土豆等作物也各有其效用，但柳贺也不只关注这几种新作物，稻、麦等如何增收也是他关注的话题。

杨尧对柳贺也十分无奈，不过她早已习惯了柳贺如此——在京城时，柳贺操心朝事，每日不得闲，到了地方上，即便此刻无官无职，柳贺同样忙得热火朝天。

刚回家不久，他已经黑了瘦了。

他和镇江知府林应雷、丹徒知县甘世价都打过招呼，二人十分乐意将本府知农事的吏员交由柳贺指派，那小吏便带柳贺下乡去，询问何处，以探寻作物增收的方法。

林应雷与甘世价皆十分疑惑，两人却不敢轻易问询柳贺。

但再过一月，两人便自《育言报》农事一栏瞧见了柳贺所撰的文章。

《育言报》问世不过半年，却已是朝廷官员、士绅、读书人必读的报纸，各地书肆进报十分积极，报纸到手的速度远比一般书籍更快，即便在镇江府地界，官员们读到的《育言报》也只比京城慢上一两期而已。

事实上，《育言报》农事一栏依旧不为官员所重，《育言报》所收的稿件大多来自对农事有兴趣的读书人和吏员，其中有功名的并不多，进士更是屈指可数

。

而林应雷与甘世价所读的这一期《育言报》，在农事栏中撰文的竟是柳贺！

“右宗伯这是何意？莫非真不愿争阁臣之位了？”

也有人觉得，柳贺这堂堂三元郎真是堕落了，他词臣出身，官至礼部右侍郎，所掌的是天底下最重的规矩，可谓清贵到了极致，然而他不仅不争入阁，竟自甘堕落，为区区农事撰文去了！

他们虽知柳贺大力推广甘薯，也知这甘薯产量惊人，可正统读书人不该专于此事，有此空闲，不如多读几篇圣贤文章，日后也能有佳篇存于世间。

柳贺在农事一栏中早已写道，“士农工商，农为根本，农之盛，在地利也……”

他强调，太/祖重农，然重农一事不仅要重视粮食的种植本身，也要注重产量的增长，结合天时、地利，用正确的方法引导百姓种植，如此才能事半功倍。

“柳泽远这文章，细读之下，当真功底扎实。”户部尚书张学颜赞道，“且条陈在理，我再令各地践之，待明岁夏税秋粮收缴时，或许会有别样收获。”

张学颜与柳贺关系只是平平，柳贺力推甘薯算是抢了户部的活计，当时张学颜并不高兴。

可甘薯在陕西、河南等地种植后，效果十分之好，二地所报的饿殍、饥荒数减了不少，于户部而言，这也是一项功绩。

因而《育言报》上的农事一栏，张学颜可谓期期不落，对户部来说，辟一块地开荒并非麻烦事，但若实践有效，其效用往往远超张学颜的预期。

张学颜和柳贺没有深仇大恨，他是张居正铁杆，柳贺在张居正归政一事上如此知进退，所揽的各项事务成效又非同寻常，他眼下虽离了京城，在官员中的口碑反倒比在京城时还强了些。

见王锡爵

张学颜当着张居正面夸赞柳贺,其中有吹捧张居正的意思，也对柳贺重农一事颇为欣赏。

柳贺人在镇江府，心中却依旧挂念着百姓温饱，为官到这种地步,已经十分了不起。

张居正早已读过这一期《育言报》,报纸登载先由内阁核查,他与柳贺又常常通信,自然清楚柳贺近日在忙些什么。

柳贺离京之时和他说过的话,都在一步步慢慢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