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霍夫曼照相馆做化妆师。”

&esp;&esp;“化妆师？”尤尔根眨了眨眼，“听起来和数学完全不一样。”

&esp;&esp;“本质上也是应用几何和色彩理论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
&esp;&esp;尤尔根笑起来：“说得好！一切皆数学！

&esp;&esp;“尤尔根，伊丽莎白，你们暑期留在慕尼黑做研究？

&esp;&esp;“对，导师有个数论相关的项目，关于素数等差数列的。”尤尔根迫不及待地切入正题，“你上次在柏林提到的关于高维推广中奇异结构复杂性的问题，我回去后和伊丽莎白讨论了很久。我们觉得，也许可以从筛法的角度重新构建……”

&esp;&esp;尤尔根跳跃的思维与伊丽莎白在旁边适时地修正和补充，讨论变得高效而深入。我分享了一些在柏林大学讲座和沙龙中接触到的新思想，他们则介绍了慕尼黑大学数学系近期的一些研究动态。

&esp;&esp;一小时后，尤尔根提议：“去喝一杯？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啤酒馆，气氛很轻松。”

&esp;&esp;伊丽莎白微微蹙眉：“不要去贝格勃劳凯勒。最近那里……不太平静。”

&esp;&esp;尤尔根摆手：“当然不去那儿。那里就成了某些人的圣地。我们去奥古斯汀啤酒馆，传统，游客多，反而安全。”

&esp;&esp;“贝格勃劳凯勒……”我想起1923年那里发生了一场暴动。当时我还在上小学，只记得大人们紧张的低语和街上突然增多的警察。现在，那里似乎成了某种极端思想的聚集地。

&esp;&esp;“我认识的一个叔叔让我少去那些地方。”我说。这是事实，表明立场，同时避免卷入。

&esp;&esp;奥古斯汀啤酒馆人声鼎沸，木制长桌旁坐满了各色客人。我们选了角落的位置，点了啤酒和小食。尤尔根喝了一大口啤酒，舒了口气：“有时候觉得，数学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吵了。”

&esp;&esp;伊丽莎白转动着酒杯：“我父亲在报社工作，他说最近政治新闻的篇幅越来越大，观点也越来越……极端。”

&esp;&esp;“柏林也一样。”我说，“街头的口号，集会的喧嚣。但大学里暂时还算安静。”

&esp;&esp;“希望如此。”尤尔根摇头，“不过慕尼黑毕竟是……运动兴起的地方。大学里也有学生团体开始活跃，穿褐衫，喊口号。我们数学系还算好，哲学系和历史系那边争论得很厉害。”

&esp;&esp;伊丽莎白点了点头。“有些教授开始夹杂一些……与学术无关的评论。关于‘德意志科学’、‘纯粹性’之类的。”

&esp;&esp;“愚蠢。”尤尔根嗤之以鼻，“科学就是科学，哪来的‘德意志’或‘犹太’之分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他的相对论难道是‘犹太物理学’？荒谬！”

&esp;&esp;“小声点。”伊丽莎白看了看周围。

&esp;&esp;“选择忽略噪音是最优策略。”我说，“专注可解决的问题。”

&esp;&esp;伊丽莎白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：“但有些噪音，可能会改变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公理体系。”

&esp;&esp;她说得对。如果整个社会的“公理”——基本的价值前提和规则，被暴力修改，那么即使是最纯粹的数学研究，也可能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。冯·诺伊曼选择离开，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计算。

&esp;&esp;“所以我们得在改变发生前，尽可能推进研究。”尤尔根举起酒杯，“为数学，为还能安静思考的日子。”

&esp;&esp;我们碰杯。啤酒的苦涩在舌尖蔓延，伴随着啤酒馆里蒸腾的喧沸。

&esp;&esp;笑声、碰杯声、巴伐利亚民谣的片段，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和谐的激昂演讲余音。这些声波在空气中迭加、干涉，形成复杂的波形。

&esp;&esp;“所以，我们平常什么时候见面？露娜，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。”伊丽莎白问我。

&esp;&esp;“霍夫曼先生让我周日休息。”

&esp;&esp;“那就周日上午。”